近些年人们对大气污染的认识不仅在于大气污染及其导致的环境和健康问题，而且越来越关注大气污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反馈，特别关注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影响，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转隶至生态环境部之后，大气污染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减排、协同控制以及协同效益等成为研究的热点。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量化评估大气污染控制和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益具有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构建量一种二维四象限方法，建立了量化协同效应评估指数，并应用该方法和指数，基于中国工程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效果评估的主要结论，量化评估了2013—2017年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大气污染控制效果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
（1）当一个政策制定者可以实施动态适应的环境规制政策（碳税和碳交易在此情景中完全等价）以及货币政策组合时，此时的最优选择是实施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减少劳动投入，减轻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在这种政策组合中，对垄断扭曲的减轻效应特别强。
（2）当政策制定者在固定的环境规制政策（固定碳税或碳交易制度）可以选择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应对技术正向冲击时，两种环境政策差异较大。固定碳税下总排放强度仍然会提高，最优货币政策反应下通货紧缩十分轻微，而碳交易制度下的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将带来更强烈的通货紧缩但大大减轻了垄断的扭曲效应。碳交易制度下货币当局需要在价格调整成本和减排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3）当货币政策遵循固定规则（带平滑因子的泰勒规则）时政策制定者选择最优环境规制政策。每期的名义利率是上期的名义利率与泰勒规则的加权平均。如果货币政策维持固定的名义利率，由于正向生产率冲击使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总需求，提高碳排放强度并降低减排的程度。如果货币政策遵循带平滑因子的泰勒规则，则最优环境规制政策能缓解碳排放强度的上升。如果货币政策完全遵循泰勒规则，则最优环境规制政策将使碳排放由顺周期转变为逆周期。
